1954年9月29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应邀前来中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大典。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两国合作紧密。然而，赫鲁晓夫此时尚未完全掌控苏联政权，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赫鲁晓夫仅是其中的几位有力竞争者之一，还未真正成为国家领导人。
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在继承斯大林遗产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此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支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例如，苏联生产的一种高精密设备，全球仅生产了两台，而其中一台就被提供给了中国。这种大手笔援助无疑使得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可以说是“甜蜜”到极致。
借着这一契机，赫鲁晓夫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认为这个请求并不过分：希望中国能够派遣100万劳动力，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参与工农业生产。到了1954年，中国人口已接近六亿，100万劳动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不值一提。而且当时中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苏联则是地广人稀，二者正好能够形成互补，既能缓解中国的劳动力压力，也能帮助苏联发展经济。
展开剩余83%然而，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毛主席对此提议表示坚决拒绝。虽然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多援助，但毛主席为何在此时连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小请求都不愿答应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
提到赫鲁晓夫，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玉米”和“皮鞋”这两个词。赫鲁晓夫无视自然经济条件，在西伯利亚盲目种玉米的举动，已成为农业改革失败的典型例子。然而，赫鲁晓夫这样做并非没有深层次的原因。
自1929年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疯狂发展重工业，农业经济因此被严重忽视。重工业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原本就不强的农业生产情况进一步恶化。按照斯大林的设想，重工业发展起来后，会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机械，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将为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现实却远未如斯大林所设想的那样顺利。那些为工业化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乌克兰的土地一度被誉为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但在苏联工业化的驱动下，乌克兰的农民却依旧生活贫困，甚至在大饥荒中饿死。可以说，那时苏联的农民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问题的根源在于，虽然苏联政府曾承诺会将农业机械提供给农民，但这些机械并非免费。农民不仅需要花费巨资购买这些设备，还需要自行承担机器的维修和燃料费用。对于已经身无分文的农民而言，购买和维护这些机器简直是天方夜谭。更糟糕的是，这些农业机械并不能提高粮食的总产量，尽管它们能提高劳动效率，但想要提高产量，必须依靠化肥，而苏联的化肥工业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因此，虽然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率已经达到80%，但农民并不愿意使用这些设备。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农业人口比例依旧偏高，尤其是在拥有广袤土地的西伯利亚地区，农业人口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苏联解体，粮食问题始终未能根本解决。
面对这一局面，赫鲁晓夫选择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而西伯利亚则有着广袤的土地，赫鲁晓夫认为，如果能够借用中国的劳动力来开发西伯利亚的农业，那么苏联的农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仅能够缓解苏联的农业劳动力短缺，还能为赫鲁晓夫提供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果他能够顺利解决这一问题，他不仅可以压制党内的竞争对手，顺利继承斯大林的权力，还能通过开发西伯利亚，进一步巩固苏联在全球的地位。
然而，毛主席却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提议。毛主席的拒绝并非没有理由。首先，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始终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口号，提倡人民当家作主，过上自给自足的好日子。若此时让劳动力出国工作，不仅违背了这一理念，也可能会让外界产生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尤其是当时台湾国民党政权依然虎视眈眈，如果中国将大量劳动力外派，敌对势力势必会对此大做文章。
其次，这一提议涉及到了民族和人口结构的问题。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为例，乌克兰曾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但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当地农民长期遭受压迫，甚至在饥荒时，俄罗斯地主仍然将粮食出口，导致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愈发严重。这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深刻的历史积怨。如果中国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到西伯利亚，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剧变，而这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人的大量迁移可能会改变西伯利亚的民族结构，使其成为以中国人为主的地区，这将使得俄罗斯人丧失对这片土地的控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俄罗斯人绝不会容忍这种情况，最终可能会采取排华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这一历史遗憾，恰恰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矛盾的根源之一。
此外，毛主席还清楚地记得历史上苏联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自沙皇时代起，俄罗斯便一直觊觎中国长城以北的土地，侵占了我国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了苏联时期，斯大林不仅在新疆进行渗透，甚至在抗日战争后期也未曾放松对我国东北的渗透。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迅速访问苏联，强硬地要回了这些主权。这段历史，至今仍让中国领导人心存警惕。
因此，毛主席拒绝赫鲁晓夫的提议，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两国的友谊虽深，但毛主席深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五年后的反目成仇，正是这种敏锐的战略眼光的体现。
此外，赫鲁晓夫提议的西伯利亚开发计划，最终也得不到支持。苏联元老米高扬也反对赫鲁晓夫的计划，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将严重改变西伯利亚的人口结构，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米高扬曾在解放前派往中国，亲身经历过与中国打交道的困难，他深知中国的力量和韧性，不可能轻易对待。因此，他劝赫鲁晓夫放弃这一计划，最终，这一提议无疾而终，赫鲁晓夫也只好放弃了这一设想，转而从国内调动劳动力来开垦西伯利亚土地，最终闹出“玉米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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